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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物·資本 seek for capital丨專注于資本的極致探索【格物·貨幣】是格物資本旗下內容大類目之一“人民幣”內容系列從屬于【格物·貨幣】“人民幣”系列輔助（一）：“人民幣”系列輔助（二）：本文為“人民幣”輔助部分（三）格物者說：在漫長的四十年票證時代，票證在交易支付和價值儲藏兩大貨幣功能上，發揮著明顯的作用，它是現實中的硬通貨，充當著“準貨幣”的角色，與人民幣并行。票證配給，是在基本生活物資緊缺情況下，由國家（政府）對基本生活物資進行定向、定量的配給，人們憑借某種票證來獲取一定量的生活物資。一般情況下，票證配給只是一種臨時性的過渡措施（如戰時或戰后初期，或饑荒時期），主要是為保證緊缺的生活物資在民眾間合理分配，滿足大多數人的最基本生存需求。等到生產恢復，生活物資供應充足后，票證配給會隨即被取消。票證配給，并非我國獨有，許多國家在戰爭時期或戰后初期都有過短暫的票證配給時期，帶有鮮明的戰時臨時性特征。票證配給在我國，也并非1953年后才有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，中共根據地或解放區政府，以及國民黨政府都曾實施過票證配給制。新中國剛成立時，各省、各行署及縣也均發行過糧票。朝鮮戰爭期間，志愿軍司令部還印發了專用飯票（和糧票一樣）。然而1953年后，票證配給，在我國形成一種全面且長期的制度性政策，不僅覆蓋全體民眾，而且全面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且持續時間長達四十年之久（1953-1993年），這在人類現代社會發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。票證的起源：統購統銷我國四十年的票證配給制，起源于1953年10月出臺的糧食 “統購統銷”政策。而“統購統銷”政策的出臺，主要是為了應對新中國成立后的首次大規模糧食供應危機。1950年全國土地改革開啟，四億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以調動起來，在和平的環境下，農業生產快速恢復，隨后兩年里（1951和1952），糧食產量大幅提升。1952 年時，糧食產量達到16932萬噸，超過歷史最高水平，同時，國民經濟恢復工作也基本完成。▼圖：1949-1999年新中國糧食產量和人口數量。制圖丨格物·資本。雖然糧食增產，但是糧食供應依然滿足不了糧食需求，到1953年夏秋季時，出現了建國以來首次大規模糧食供應危機。這次糧食危機的成因復雜，既有總量供求矛盾，也有結構供求矛盾。總量供求矛盾，是指“糧食不夠吃”的總量問題依然沒根本性改變。首先，長期戰亂對農業生產的嚴重破壞，以及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打擊（稅賦沉重），產生著歷史遺留影響。其次，1952年我國開啟大規模經濟建設，大量的農村人口遷移到城鎮，導致城鎮、工礦區的人口大增， 1953 年比 1950年的城鎮人口增加了1657萬人，這些遷移人口原本在農村，生產糧食自給自足，但進城后就變成了糧食“凈需求方”；此外，為滿足國家經濟建設需要，經濟作物種植區擴大，而那些種植經濟作物或畜牧區的農民也變成了糧食的“凈需求方”。再則，1953年全國出現較大面積的災荒，受災農田面積達35463萬畝，致使糧食減產，同時，受災區的人民也需要政府的救濟糧。結構供求矛盾，是指“糧食產量”并沒有完全轉化為“糧食供給”。雖然糧食連續幾年（1949-1953）都在增產，但由于農民自身糧食消耗量增大（以往長期處于饑餓或半饑餓狀態，但現在能吃飽了），再加上農民對手中余糧普遍存在“惜售不賣”的心理（以往長期的饑餓狀態讓人們產生強烈的“儲糧備荒”危機感，還有一些農民試圖等待更高價再出售），這是當時城鎮、工礦區、經濟作物區、畜牧區和災區需糧人民面臨糧食供應危機的重要原因。我們用下面這張圖“1953年統購統銷前糧食的生產、收購、銷售流程”來解釋糧食生產、供應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。農民手中的余糧，有兩種出售途徑：一是賣給國營糧食公司或供銷合作社（代表政府部門，以下簡稱“國營糧店”），二是賣給私營糧商。在農民對余糧普遍惜售不賣的情況下，國營糧店收購糧食量達不到預期計劃，糧食供應來源不足，而糧食銷量卻仍在持續擴大（城鎮等需糧民眾的需求量持續增加），政府部門面臨“購少銷多”的糧食供應缺口問題。到1953年夏秋季時，許多國營糧店都出現排長隊搶購糧食的情形，糧食被迫脫銷。另外，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這段時期內，私營糧商也發現政府部門 “購少銷多”的問題，于是便乘機囤購投機、哄抬糧價，他們以高于國營糧店收購價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收購余糧，或者套購國營糧店的糧食（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政府部門的“購少銷多”問題），然后囤積，等到國營糧店出現脫銷時，就以高于國營糧店的價格出售糧食，從中賺取差價牟利（國營糧店是政府定價，私營糧商是市場自由定價，私營糧商可自由調整價格，以高于政府定價出售糧食）。而城鎮居民等需糧民眾，看到國營糧店脫銷、自由市場糧價上漲后，因擔心糧食斷供或以后漲得更高，于是便跟風搶購糧食，進一步加劇糧食供應危機。到1953年9月份時，糧食供應危機還在惡化中，形勢逼人，亟待解決。緊接著，同年10月10日-13日，北京召開了全國糧食緊急會議，出席會議的有各中央局和主要省市的負責人，由陳云（負責全國財政經濟工作）主持。就是在這次糧食會議上，陳云正式提出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主張。在分析了糧食供應的嚴峻形勢后，陳云提出，增征公糧的方法行不通，減少糧食銷量的方法也行不通，目前可行的基本辦法是：在農村實行征購，在城市實行定量配給，嚴格管制私商。三天后，陳云提出的基本辦法，成為了10月16日《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》的基本內容：一，在農村向余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（統購），生產糧食的農民應在交納公糧之外, 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、收購價格和收購數量將余糧賣給國家；二，對城市人民和農村缺糧人民，實行糧食計劃供應（統銷），即實行適量的糧食定量配售政策；三，禁止私商自由經營糧食，由國家嚴格管制（壟斷）；四，在中央統一管理下，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糧食管理。這項《決議》制定，標志著統購統銷政策的出臺，“統購統銷”即“計劃收購+計劃供應”的簡稱。統購統銷的出臺，目的是為了將農民手里的余糧收集到國家手中掌控（帶有強制性的征購），以解決城鎮居民的糧食供應危機。此外，它還剛好契合了當時國家發展方向——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“一化三改”。統購統銷，被毛澤東欽定為“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步驟”，是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到國家計劃建設軌道之內，引導農民走向農業合作社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一步。毛澤東還多次強調統購統銷和“一化三改”的關系。下圖是1935年10月統購統銷政策出臺后，糧食的生產、收購和銷售流程。政府壟斷了整個糧食市場，控制糧食的供應來源和分配。同時，在“一化三改”總路線下，農村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，從原來的個體分散式小農經營轉向集體制的農業合作社。 “一化三改”推進的過程，正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確立的過程。統購統銷既是“一化三改”的步驟之一，也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確立的任務之一。統購統銷雖是為解決糧食危機而產生，但是卻根植在了計劃經濟體制土壤之中。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確立后，統購統銷作為計劃經濟中一項必要的制度安排，伴隨之延續四十年之久。這也是為什么即便后來糧食危機緩解，統購統銷也依然沒有停止或中斷，直到經濟體制轉軌，它才逐漸被取締。1953年11月和12月，全國范圍內，除西藏和臺灣外，其他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均陸續開始實施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。在統購統銷政策推行的初期（1953.11-1955.7），由于政策考慮不周全，暴露出諸多問題。直到1955年8月25日，國務院頒布《關于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》和《關于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》后，統購統銷的具體細則才得以健全，統購統銷制基本定型。作為糧食計劃供應、定量配售的必要配套措施，糧食的票證配給制自然順應而出。從此，全體中國人民邁入了一個精打細算、小心翼翼的消費時代。票證時代：1953-1993率先踐行糧食計劃供應的城市，是政治中心——首都北京。1953年11月1日，北京市印發了面粉購買證，北京居民憑證購買面粉。此后其他一些城市也陸續發行了糧食票證。四十年票證時代由此開啟。▼圖：1953年11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商業局印發的“面粉購買證”，當時發行了1市斤、4市斤、8市斤、10市斤四種“面粉購買證”。圖片來源于網絡。1955年8月國務院頒布《關于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》（制定了統銷的具體細則），糧食定量供應正式制度化：對所有市鎮居民，包括不在市鎮內的機關、企業、學校、基本建設工地等的非農業人口，一律實施口糧分等定量，工商行業用糧按戶定量，牲畜飼料用糧分類定量的供應制度。居民口糧、工商行業用糧和牲畜飼料用糧，均按核定的供應數量發給供應憑證。供應憑證即“四證三票”：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證、 工商行業用糧供應證、市鎮飼料供應證、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、 全國通用糧票、 地方糧票以及地方料票。 “四證三票”的印發、領取、使用、回收等都有具體的規定。為配合上述文件實施，同年9月，國家糧食部發布了《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制使用暫行辦法》，更詳細地規定了不同糧食票證的使用范圍和使用辦法，任何糧票都禁止私自買賣、遺失不補。▼圖：1955年10月國家糧食部發行的最早一批全國通用糧票，有五種面額：四市兩/( 四分之一市斤/) 、半市斤、一市斤、三市斤、五市斤，當時的一市斤（500克）是十六兩。全國通用糧票，可在全國范圍內通用（無論城鎮還是農村），可購買糧食制成品及各種成品糧食。糧票，在所有票證中最為重要，它直接關系著每個人的吃飯生存問題，而全國通用糧票，更是“票證之王”，在票證時代是超級硬通貨。圖片來源于網絡。全國通用糧票由國家糧食部統一印發并管理，其他六種票證由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糧食廳、局印發并管理。地方糧食管理部門一般從上到下分為四級：市糧食局、區/(縣/)糧食局、糧管所、糧店/(站/)。所有程序都是在政府的統籌安排下，正常有序運行。糧食票證的發放以“戶為單位，定量到人”。“戶”即戶口，公安戶籍部門，把國家計劃供應糧食的城鎮居民劃為“非農業戶口”（這意味占人口大比例的農民沒有糧票），城鎮居民憑戶口登記薄，到居民委員會申辦糧食供應證，并按月或按季度到指定糧店領取糧票；另外，工商業用糧業戶和市鎮飼養戶，也須向當地糧食管理部門申辦糧食供應證，并領取糧票。“定量到人” ，即具體細化到每個城鎮居民的計劃用糧量，由此確定每家每戶糧食配給量（定量），并依此發放糧票；工商業用糧業戶和市鎮飼養戶也按計劃用糧量來配給。城鎮居民根據勞動差別（職業工種）、年齡、性別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，各有不同的配給定量標準。一般來說，男性要略多于女性，重體勞動者力多于輕體力勞動者，體力勞動者多于腦力勞動者，干部多于群眾。城鎮各家各戶（包括工商業用糧業戶和市鎮飼養戶）在領到糧票后，就可以憑糧食供應證和糧票到指定的糧店買糧（“證”和“票”結合使用，缺一不可）。三種糧票中，全國通用糧票、地方糧票買到的是成品糧（還能買糧食制成品，如卷面、米粉、年糕等，還能用于到飯店吃飯），地方料票買到的是原糧（沒有加工脫殼）。1955年9月后，糧食定量供應制在全國各城鎮快速鋪開。到1955年12月初時，全國已有3298個市鎮實行了糧食定量供應。期間，糧食票證大軍跟隨著糧食定量供應制快速在全國推廣普及。此外，在1953.11-1955.12糧食統購統銷和糧票制推行普及的過程中，國家又對油料、棉花、棉布采取了統購統銷政策，因而，油票和布票也隨之發行，從此，人們生活的三大基本物資“糧油棉”全部由國家完全控制。糧票、油票和布票三者結合，標志著票證配給制最終確立。之后，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全面深化，計劃供應囊括的商品范圍越來越廣，也越來越細化，票證配給也逐漸滲透到人們消費活動的方方面面。▼圖：1957-1960年北京和上海，憑票證供應的商品占社會商品零售的比重。圖片來源：李永強《兩個時期商品憑票證供應的本質區別》，見參考文獻。在十年文革時期，由于生產遭到巨大破壞，各種消費商品都極度緊缺，票證的種類也達到頂峰，從“吃”（糧食、肉蛋菜、各種副食品、調味品等）、穿（衣帽褲襪鞋、棉布棉被等）到各種家庭用品（自行車、縫紉機、肥皂、燈泡、柜子…）都實行票證配給。而且，許多稀缺或高檔的消費商品，只有到逢年過節才有，同樣必須憑票購買、有錢也買不到，而且許多高檔商品只有京津滬這些大城市才供應，其他地方沒有。1953-1993年間，各級票證發行單位，發行過的票證種類有幾十萬之多，其中僅糧票就有30多萬種。我國發行的票證流通范圍之廣、時間之長、品種數量之多，可謂是“世界之最”。而且，據不完全統計，專門從事票證印發及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員達80-100萬之多。▼圖：新中國的票證大家族。根據陸克勤編著的《消失的票證》一書整理。改革開放后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，原本的統購統銷制逐步被取消；人民生產積極性極大解放，各種商品供應日益豐富充足，票證配給制漸漸淡出歷史舞臺。最先取消票證的城市，是改革開放的先鋒經濟特區——深圳。1984年11月，深圳取消糧、油、豬肉票證，實行議價、敞開供應（自由買賣、自由定價），領全國之先，成為了取消計劃供應、取消票證配給、放開物價管制（計劃物價）的改革試驗地。之后，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，各省各地陸續宣布取消各種票證。到1993年7月，全國大部分城鎮都取消了票證（包括北京、上海大城市），票證時代宣告終結。票證配給，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個鮮明烙印，成為了四十年社會生活的縮影。票證與人民幣在計劃經濟時期，由于國家對社會經濟的控制過于嚴密，人民幣的貨幣功能并未充分發揮出來，需要以票證輔之，甚至有時候，票證的貨幣功能比人民幣更突出。那么，票證是貨幣嗎？在法律和政策上，票證被明確規定為無價證券、禁止買賣，不是貨幣。但實際上，票證又確實充當著“準貨幣”的角色。貨幣有三大功能：記賬單位，交易支付，價值儲藏。票證雖然不是記賬單位，但是它在交易支付功能上非常突出，沒有票證則買不到東西，票證有時比人民幣都重要，不過，票證在使用時，有地理范圍和時期的限制，這一點要弱于人民幣。此外，票證完全是一種價值儲藏方式，票證直接對應一定量的生活物資，而人民幣則不一定（有錢不一定買得到東西），從價值儲藏功能來看，票證要強于人民幣。在眾多種類的票證中，糧票的地位無疑是最為重要的，它直接關乎個人吃飯生存，尤其在糧食供應不足的饑餓年代，它是每家每戶的命根子，沒有糧票，即便有錢，也買不了糧食，糧票的現實重要地位，超過了人民幣。因而，糧票被視為“第二人民幣”。在改革開放前，在糧票和人民幣二者選擇之間，人們更愿意選擇持有并保留糧票、而不是人民幣（這也是糧票價值儲藏功能的凸顯）。從糧票誕生之日起，糧票黑市交易就一直存在（政府明令禁止私自買賣糧票，但并無實效），拿著糧票隨時能換到人民幣，但拿著人民幣不一定能買得到糧票。改革開放后，農業生產大飛躍，農產品供應快速充裕起來；同時，糧食流通也打破了固化的、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統購統銷制，政府逐漸恢復了糧食流通的“自由議購議銷”（對完成統購任務的糧食允許在集貿市場自由買賣），由此形成了糧食價格的“雙軌制”。如下圖：在80年代時，糧價雙軌制導致了嚴重的糧票投機行為，并衍生出各類經濟犯罪，許多糧食管理部門的行政人員利用職權貪腐。另外，由于農產品供應大增、糧食自由議購議銷市場開放，城鎮居民不在牢牢抓住糧票不放，而是將手中多余的糧票“用出去”，而糧票的需求方則是來自農村的農民（占人口大比例的農民生產糧食，但卻沒有資格擁有糧票，只有城里人有糧票，農民進城或子女進城讀書需要糧票才能吃上飯，糧票其實也是身份的象征，帶有鮮明的不公性）。在80年代時，農民拿雞蛋或其他副食品，到城里換糧票的現象十分普遍。而且，城鎮里糧票私下交易現象也開始盛行，在一些農貿市場、百貨商店、車站、旅店、影院、院校等地，都時常穿梭著糧票販子的身影。政府嚴厲打擊販賣糧票行為，但效果不佳，禁而不止。在80年代到1993年這段時期，由于糧票私下交易的盛行，糧票的貨幣功能也變得更加突出，糧票不僅能買糧食，而且還能買各種副食品、水果蔬菜、服裝鞋帽、日用百貨等，甚至還是用于勞務費用支付。糧票完全稱得上“第二人民幣”。到1993年后，票證時代終結，計劃供應制也徹底終結，曾經與人民幣并行的硬通貨消跡在人們生活中。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，人民幣的貨幣功能得以完全發揮，而不再受票證的束縛。參考資料《票證時代：統購統銷史》，羅平漢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.3《國家、省、縣與糧食統購統銷制度：1953-1957》，田錫全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《歷史的見證：四十年票證和人民幣史》，陳明遠，鳳凰出版社，2009.1《消失的票證》，陸克勤，學苑出版社，2008.4論新中國糧票制度的興廢，張艷國 彭白云，求索，2013年第11期新中國票證制度的確立，張學兵，首都師范大學學報：社會科學版， 2003年第S1期我國消費品票證制度改革芻議，國世平 熊學剛，企業經濟，1985年第8期票證祭:對中國票證制度的一種反思，郎友興，浙江社會科學，1999年第1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糧票交易現象探析，張學兵，中共黨史研究，2009 年第 7 期兩個時期商品憑票證供應的本質區別，李永強，河北經貿大學學報，1989年第3期深圳市率先取消糧票，人民政協報，2015年12月24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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